史前人类
人类起源
- 我们所在的地球围绕着太阳旋转,太阳只不过是我们银河系中上百亿颗恒星中的一颗,而银河系又只是整个宇宙几百万个星系中的一个。
- 地球形成于约50亿年以前,而大约40亿年前地球上才出现最早的生命,即原生的单细胞生物。生物又从低等级不断地向高等级进化:由微生物进化到原始植物,如海藻;继而进化到无脊椎动物,如水母、蠕虫;最终进化到脊椎动物。这些脊椎动物和其旁系中的某些无脊椎动物及植物一起,约于3亿年前开始成功地适应陆地生活。最早适应陆地生活的是两栖动物,随后是史前时期的大批爬行动物,接着是鸟类,最后则是哺乳类动物。哺乳类动物在生物界占据统治地位已达6000万年。
- 人类祖先的演变发生在有6到7次大冰期和5到6次间冰期的更新世时代。人类是自然选择的产物,是从一系列人类的祖先即近似人形的原人进化而来的。原人中有一部分已能使用简单的石制工具和武器。**最早出现的原人是南方古猿。**尽管不知道确切的年代和准确的地点,但却可以肯定,早在4万年以前,人类,或者说智人(具有思维能力的人),终于出现了。
旧石器时代
- 旧石器时代的典型标志是使用了借由敲打石头制成的石质工具,典型的旧石器时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是狩猎-采集经济。人们猎取野生动物以获得肉食,收集食物、柴火和天然材料作为工具、衣服和住所
- 在旧石器时代的几百万年中,男女之间的关系比此后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平等,其主要原因似乎在于当时的女性对于团体获得食物的贡献不说大于男性,至少也是同等的。人类学家们发现,男人负责狩猎动物、提供肉食,而女人则负责采集营地周围所能发现的一切可供食用的东西:植物块根、浆果、坚果、水果、蔬菜、昆虫、蜥蜴、蛇类、啮齿类动物、贝类,等等。虽然男人弄来的肉类极受欢迎,但事实却是,女人采集来的食品仍为主要的食物来源——女人采集到的食品经常是男人带回的猎物的两倍。
- 旧石器时代社会组织的实质是协作。从根本上来说,家庭和部落都是相互协作的团体,它们共同为生存而进行艰苦的斗争。
- 与旧石器时代的技术一样重要且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旧石器时代的社会。在我们史前祖先的日常生活中,有许多方面都极为有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平等。亲属关系所具有的温暖的结合力渗透并决定了整个社会关系。每个人都有明确的为大家所公认的义务和报酬。虽然谁也不能确定或预测自己的前景,但他们并不因此而感到担忧或彼此疏远。直到现在,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生活仍是这样度过的。
- 在旧石器时代,不但不遵守部落传统的人会被杀掉,而且在食物短缺时,婴儿和身体虚弱的人也会被杀掉。食物采集者被迫不断迁移,因为其住地附近的食物来源迟早都会被耗尽。这种不可避免的迁移迫使他们狠心地削减自己的物质财产,也迫使他们在某些时候狠心地削减其团体的成员,如婴儿、老人和身体虚弱的人。显然,对食物采集者来说,一个母亲在一段时期中只能抚养一个小孩,因而在前一个小孩断奶之前出生的其他小孩不得不被杀掉;同样,多胞胎中也只能留下一个。只有少数食物采集者能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养活自己。
新石器时代
- 农业的起源:新石器时代的人有两个方面与他们旧石器时代的前辈不同:他们不再是用打制法,而是用磨制法来制作石器;他们的食物来源大半甚至全部是靠栽培植物和畜养动物,而不是靠狩猎或采集获得的。这两方面的变化,以后者更为重要。新石器较旧石器要更锋利、更经久耐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重大发明如犁和轮子,正是由于经过用磨过的石头制成的各种切削器的加工,使用起来才极为便利。人类由食物采集者转换成了食物生产者。
- 尽管人类在很早以前就已懂得如何种养食物,但直到1万年前才转向农业。人类推迟很久才转向农业的另一个原因是,可以栽培的植物和可以驯养的动物为数较少。
- 人口的增加导致了农业革命,而农业革命反过来又导致了更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同样是1平方英里的土地,种植作物能养活的人口要比采集食物所能养活的人口多得多。
- 距今1万年前到距今2000年前这段人类发展史上相对短暂的时间里,全世界大部分的人类都转向农业。
- 农业移民和当地食物采集者之间最常见的关系是相互通婚,生出一种新的混血人种。当人口压力又逐步形成时,新的混血儿居民便又向新的地方迁徙,进而又与那里的当地人通婚,逐渐融合。农业技术和农作物就这样被传播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 一次又一次的迁移使农业传播到全球各地,迁移的最后结果是,公元前8000年时组成全体人类的狩猎者,到公元前1500年时,减少到几乎只占人口的1%。
宗教的起源
- 早期人类对于自然有着大量的第一手知识,但是,他们对自然界的情况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果遇到洪水、干旱或是在捕捉不到很多的陆地动物和鱼时,他们往往不能从自然界本身给予说明。也就是说,他们不知道怎样用自然主义的手段来对付大自然,结果只好求助于超自然的存在物。他们施展巫术,花费大量时间试图祈求或哄骗大自然提供更丰富的物产。原始人相信:通过把每一种有用的动物或植物作为本团体的图腾,通过树立种种偶像、象征和跳起模仿性的舞蹈,可使各种动物大量繁衍、食物来源丰盛;只要严格遵守有关图腾的种种规定,他们的团体就能壮大,食物的来源就能确保。
- 到**旧石器时代末期,出现了尚未完全脱离生产活动的巫医或巫师。**原始人认为,在他们生活的天地里,食物最重要;食物的来源能否充裕,他们能否无病无灾,交上好运,全受某些神力的支配;而巫医或巫师则与这些神力有着特殊的联系。巫医、巫师们日甚一日地从专门的生产食物和制作工具的活动中脱离出来,他们的职责是施弄巫术,为大家祈福。在旧石器时代,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像后来的等级森严的僧侣统治集团,那时还供养不起。
人性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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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萨代人和芬图人
- 塔萨代人是一个在菲律宾棉兰老岛上一直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的食物采集者部落,共有27人。在至少6个世纪的时间里,塔萨代人的先祖过着几乎完全相同的生活。这个小群体的最为明显和重要的特征是,他们完全没有侵略性。
- 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现了另一个有30人的小群体,即芬图人(Fentou)。这个部落的人都是凶暴的武士,他们不断地用弓箭进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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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载表明,人类生来既不爱好和平,也不喜欢战争;既不倾向合作,也不倾向侵略。决定人类行为的不是他们的基因,而是他们所处的社会教给他们的行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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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都拉(Albert Bandura)就专门进行过这方面的研究,他得出结论说,人性是“一种巨大的潜在性,会因社会影响而具有多种表现形式……侵略性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或不可变更的特性,而是一种鼓励侵略的社会环境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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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问题对我们大家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随着科技的发展,战争变得更加致命,同时也更加频繁。在包括人类历史大部分时期的旧石器时代,战争并不多见,因为小型的食物采集者群体只能占用那么大的地盘,占领相邻部落的地盘对他们来说并无多大用处。事实上,他们很可能会在战争中失去一切,因为那时全球的人类少得可怜,血腥的战争极可能毁灭整个人类。小猴子只需完全依赖父母一年就可以独立生活,猩猩需要依赖3年至4年,而人类需要依赖的时间则长达6年至8年。族群内的合作体系能给小孩提供必要的食物和保护,从而更好地保证他们在漫长的依赖期中的生存。简言之,在旧石器时代的几百万年中,乐意合作的血亲社会之所以能占上风,就因为它们十分适合于人类这个物种的生存。
随着农业革命的到来,所有这一切都起了变化。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人口不断增加,村庄拓展成城镇,城镇又扩张成拥有巨大的宫殿和庙宇以及聚敛来的财富的帝国。由于此时可以争夺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战争变得越来越频繁,也愈来愈具有毁灭性。虽然手持短剑的古罗马士兵或披挂盔甲的中世纪士兵杀死的人并不多,但到近代时,大屠杀却已变得很普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共有850万军事人员和1000万平民死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军事人员和平民分别增加到1690万人和3430万人。如果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伤亡人员肯定还会有更加惊人的增加。由来自30个国家的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于1985年9月报告称,核武器攻击造成的冲击波和辐射效应会直接夺走几亿人的生命,但是全世界50亿人中,有10亿到40亿人将死于饥荒。这种饥荒起因于“核冬天”;在“核冬天”,核爆炸产生的黑色蘑菇云形成的巨大云层会遮盖地球,使全球的作物得不到热量和阳光。
历史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核战争并非不可避免。因为战争的发生不是由于人性,而是由于人类社会。而人类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因此也可以由人重新构建。以下是人类学家阿什利·蒙塔古(Ashley Montagu)就人性问题得出的结论要点:“毋庸置疑,我们生来就具有基因所赋予的做出各种行为的潜能,但这些潜能变成实际能力的方式则取决于我们所受的训练,取决于学习……我们真正继承的是塑造和完善自身的能力,使自己不成为奴隶,而成为命运的主宰。”
欧亚大陆古典文明(公元500年之前)
最初的欧亚大陆文明
部落社会 -> 文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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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部落人口增加、对食物的需求也相应增大时,部落社会便无法与生产率高得多的文明社会相对抗。诸文明社会之所以会生产率更高,是因为它们是建有国家机构的阶级社会,国家机构能从农民身上榨取税收和租金来供养国王、朝臣、官吏、军事首领、传教士和书吏。为了支付税收和租金,文明社会的农民不得不比部落社会的耕种者更努力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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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上游山区(如今的伊拉克南部地区),人们已学会了驯化动植物,从而完成了农业革命。此时,人们又在那里开始了第二次伟大的冒险,即从山区迁移到大河流域,并逐步发展起一种新的、生产率更高的灌溉农业和新的社会制度。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新的社会制度相互作用,引起一个连锁反应,最终导致文明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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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公元前3500年时,最早的文明中心是苏美尔, 苏美尔位于过去被称为“美索不达米亚”的地区——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伊拉克共和国——的南部,南临波斯湾,由若干块荒芜多风的小平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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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中东历史的考察揭示出,从部落文化到古代文明的转变是技术进步与社会变革相互作用的结果,最终它们使最早的欧亚大陆诸文明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尼罗河以及印度河和黄河岸边诞生。
文明的共性: 中最重要的两个共性或许是,社会关系的新的不平等和性别关系的新的不平等。社会不平等源于这一事实:所有文明都建立在纳贡关系而不是血亲关系的基础上。日常生活不是取决于亲属之间的互助关系,而是取决于税收、地租和劳役形式的纳贡关系。
古代文明女性地位低的原因:
- 妇女们被束缚于“家内”活,男人们就不但获得了对新的农业和新的行业的垄断,而且还获得了对国家中一些新的职位的垄断。他们成为议会、法院和军队中的领导人。就这样,男人们最后垄断了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而妇女们则开始居于从属地位,变得十分顺从,变成后来所称的“弱势性别”。
- 对可继承的私人财产有了新的强调。这使男人们竭尽全力地去确保自己实际上是其继承人的亲生父亲,因为他们的继承人将会得到他们的所有财产。因此,富裕的上层人士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周密的预防措施,以控制女性(而不是男性)的性活动。
最早的文明发源地
美索不达米亚
- 公元前3000年
- 楔形文字
- 《汉谟拉比法典》
- 奉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如果一个人伤了贵族的眼睛,还伤其眼。如果一个人折了贵族的手足,还折其手足。”(法典第196条,第197条)
- 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类型是城市类型。第一个中心在苏美尔;
- 城市依然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基本单位。大多数平民是靠当农夫、工匠、商人、渔民和养牛人谋生。每个城市都有一个手艺人阶层,包括石匠、铁匠、木匠、陶工和宝石匠。他们在自由市场上出卖自己的手工艺品,买主支付货币或以实物代货币。货币通常是银块或银环,每次交易后都须称其分量。
- 城墙外面是农田,城市居民的生活最终取决于农田的收成。大部分土地以大地产的形式被占有,占有者是国王、祭司和一些富人。他们将土地划分成小块份地,连同种子、农具和耕畜一起,分配给为他们服务的农人。农人则提供劳动,然后将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通过多种形式缴纳给寺院、宫廷或地主,作为报答。当时的基本农作物是大麦和小麦。提供乳液的牲畜是山羊和母牛。绵羊提供羊毛,羊毛是美索不达米亚的主要的纺织纤维。最普通的蔬菜有蚕豆、豌豆、大蒜、韭葱、洋葱、小萝卜、莴苣和黄瓜;水果包括甜瓜、椰枣、石榴、无花果和苹果。
- 经营地产时需要记账,如从佃耕的农人那里收到的地租、牧群的头数、牲畜所需的饲料的量、下次播种所需的种子的量,以及关于灌溉设施和灌溉计划的一切复杂的细节,都得上账或记录。管理事项和账目,是用削成三角尖头的芦苇秆当笔,刻写在泥板上;然后将泥板烘干,以便于保存。这种最早的文字形式被称为楔形文字,它显然是经营管理的一种工具,而不是为了智力游戏或文学活动才发明的。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所说的,“文字不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发明物,而是伴随对私有财产的强烈意识而产生的一种副产品。文字始终是苏美尔古典文明的一个特征”
- 虽然文字的起源可以从生产剩余产品所造成的新环境中找到,但文字还有其他一些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文字使人们能记录和积累各种真实的情况,世代相传,从而促进了智力的发展。同样,文字又使人们能以书面形式记载宗教传统、社会风俗、口头上流传的神话和传说,使它们成为圣书、法典和古典著作而永久地保存下来,从而使各种独特的文化更加鲜明、更为巩固。文字成为使人类诸文明的文化结合成一体的主要手段。
埃及
- 埃及文明的类型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类型形成对照,是一种帝国文明而非城市文明。
- 尼罗河流域
- 埃及没有任何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法典相应的法律。法老作为神王,其权力亦被神化,他的话就是法律。王权通过以宰相为首的官僚机构而得到加强。
- 埃及工匠的技术,尤其是制造奢侈品的技术,是举世公认的。他们制作的珠宝饰物非常精致,几乎到今天还没有被超越。他们的搪瓷制品、象牙和珍珠镶嵌物也非常精美。他们发明了玻璃着色技术,而且最早开始鞣制皮革,鞣革的方法至今仍为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所采用。他们织的亚麻布十分匀净,不逊于今人所织。埃及人可能极早就发明了美容品,发展了制造美容品的技术。他们的医学文献上记述了消除皱纹和染黑灰白头发的方法。用于化妆的物品有:画眉毛和描眼角的化妆墨,将眼圈描成绿色和灰色的孔雀石和铅矿石,作胭脂或口红用的红赭石,染指甲、手掌和脚底的散沫花,做假发(这种假发的顶上用融化的蜂蜡封住)用的人的头发,等等。
克里特
印度河
商朝
- 中国文明不但是最古老的,也是最独特的。中国是第一个养蚕并将纤细的蚕丝织成精美丝织品的国家,也是唯一不用动物乳汁和乳制品供人们普遍食用的重要文明。实际上,中国人对饮用动物乳汁的反应和西方人对吃虫子和蚂蚁的反应是一样的。另外,祖先崇拜从远古时代起就一直是中国宗教独有的重要特征。对一个人的姓十分重视与这一点有密切的联系。中国人的姓总是位于个人的名字之前,而不像西方那样,位于个人的名字之后。这一习俗反映了在中国社会中起主要传统作用的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国家或教会。常见的中国建筑物屋顶华丽,由一排排木柱支承,这种式样也是从远古时代起就已开始的,就像中国人从远古时代起就已使用筷子而不使用刀叉一样。
- 和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中的情况一样,商朝农民也必须拿出一部分农产品来供养聚居在城市的贵族、书吏和官吏。而且,战争时期他们还得充当步兵,替他们的贵族领主打仗。
- 中国的两性不平等也反映在中国人独特的世界观中;中国人认为,世界是阴和阳这两种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的元素的产物。阴代表女性、黑暗、弱小、被动;阳代表男性、光明、强大和主动。尽管男性和女性相互补充、缺一不可,但女性天生就是被动的、顺从的。几千年来,男性道德家们从这一哲学命题出发,详尽地阐述了中国妇女应如何行事才算完全做到顺从和被动。
游牧民族
- 促使帝国崩溃的游牧集团主要有三个:来自南部沙漠地带的闪米特部落民、欧亚大草原西部的印欧人和大草原东部的蒙古——突厥各族。
- 直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整个欧亚大陆的力量均势才开始转变,诸伟大文明的生存才第一次受到游牧民的威胁。马的驯养和较迟出现的冶铁技术是两个至关重要的发明,它们使游牧民获得新的作战能力。
- 到公元前2千纪末,游牧民用骑兵取代战车,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战斗力。这时的马既高大又强壮,人可以直接骑驭。而且,游牧民还发明了役使马的马勒、马嚼子、角状的马鞍和马镫,使他们能在策马飞奔时腾出双手,射出阵雨般的箭。欧亚大陆的游牧民获得前所未有的灵活机动性,能追上和打败防守城市中心的军队。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时,游牧民的军事才能主要就建立在骑马作战这一基础上;这一技术最终导致成吉思汗在13世纪完成一系列惊人的征服。直到西方火器占据优势之后,诸文明中心才从游牧民频频入侵的威胁中解脱出来。
- 对沙漠地带的游牧民来说,骆驼的作用不亚于马。骆驼有两种:阿拉伯的单峰骆驼和大夏的双峰骆驼;前者适应于炎热的沙漠环境,后者适应于寒冷的沙漠环境。这两种骆驼都能在即便是驴也会饿死的地区生活,都能依靠驼峰里贮存的脂肪和多室的胃里贮存的水不吃不喝地行走几个星期。
- 游牧民凭借马和铁制武器,掀起了两次席卷诸文明中心的大规模的入侵浪潮。第一次约在公元前1700年至前1500年之间,入侵者通常是手执青铜武器,驾着马拉的战车侵入文明中心;第二次约在公元前1200年至前1100年之间,入侵者通常是骑在马上,用铁制武器作战。这些入侵不应看作取代当地种族、完全改变种族分布的大规模的游牧部落的入侵。而应说,是为数不多的入侵者,凭借军事技术上的优势,组成武士贵族集团,统治了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他们的诸被征服民族。
- 最终结果,除中东外,各地文明均被摧毁。其他地方的帝国都迅速地、接二连三地崛起和崩溃。虽然中东由于其地理环境使外界易于进入,故遭到入侵的次数也最多,但那里的文明,连同其城市、宫殿、寺庙、书吏、商人和政府官员,还是幸存了下来。一个原因是,中东的文明由来已久,因而文明的根子扎得较深。另一个原因是,到公元前1700年,中东已有许多极为广阔的地区达到文明,因而不可能全被征服或摧毁。最后,入侵中东的通常不是刚从大草原或沙漠地带来的原始的野蛮人,而是早已居住在周围地区的半文明的野蛮人,他们在进行征服的过程中,已部分地为中东文明所同化。
- 文明:
- 中东
- 希腊
- 印度
- 中国
- 公元前1500年前后,手执青铜武器的战车兵也入侵了遥远的中国北部的黄河流域。在那里,他们发现了商文明这种繁盛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他们为商文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也为商文明所同化。在中国,真实的情况始终是,这些入侵并没有引起与中国文化历史的彻底决裂,而在希腊和印度,情况则正好相反。因此,独特的中国文明不间断地从商代一直持续到现在,虽然有时也有所变更,但从未遭毁灭或得到彻底的改造。
- 入侵者虽然推翻了商朝,但并没有中断中国文明的发展。文字系统同祖先崇拜、占卜术一起,依旧保存着;社会依然分裂为贵族武士和农民群众两大阶级;分封制也依然存在,而且在周统治下,变得更为明显。周统治者将所征占的广大领土分封给许多诸侯,诸侯们定期到周朝廷觐见述职,
- 公元前771年,周朝都城被“蛮族”和反叛诸侯联合攻占,周朝迁往不易遭受边境蛮族进攻的东都洛阳继续它的统治。因而,周朝公元前771年迁都之前的一段时期,中国人称为“西周”;之后的一段时期,称为“东周”。东周时,周王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虽然他们仍履行某些宗教职责,并受到某种形式上的尊敬,但拥有的土地比其名义上的诸侯们要少,所以他们的势力更弱了。实际上,周王之所以能幸存到公元前256年,主要是因为他们提供了精神上的领导。周王朝还起了高级祭司的作用,而且,周王朝本身就被当作民族统一的象征。
欧亚大陆整体化
- 早期的各帝国几乎完全被限制在各自所在的大河流域内,看起来就像尚处于汪洋大海般未开化状态中的几座小岛。不过,到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和汉帝国一起,连成了一条从苏格兰高地到中国海、横贯欧亚大陆的文明地带,从而使各帝国在一定程度上能相互影响。
技术的进步
整体化的根源
- 在人类处于食物采集阶段时,人类各群体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其狩猎场所;当人类学会农业、冶金术和造船技术时,活动范围就扩大了。到了古典时代,技术进一步发展,使农业和文明的扩展大大超越过去,因而,有了地区性的帝国,这些帝国继续扩大自己的疆域,彼此邻接起来,横贯欧亚大陆。这时的技术进步主要表现为铁的发明及其日益广泛的使用。
- 铁的广泛使用扩大了农耕的范围。大约是公元前800年;在中欧,是公元前750年;在中国,是公元前600年。廉价的铁在上述及其他一些地区的出现,首先使从前石斧和木犁对付不了的茂密森林遭到砍伐。现在,农人们能利用坚固、锋利的铁斧和铁犁,将农业由中东向东推广到伊朗高原,向西推广到地中海地区,并到达中欧和北欧。同样,新来印度的雅利安人也向东推进,砍伐恒河流域的森林;而中国的农人则将他们的活动范围从黄河流域向南,扩展到伟大的长江流域。
- 新的铁制工具也使人们能制造更大、性能更好的船舶,从而使航海的距离更远、贸易的规模更大、开拓的殖民地更多。
-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和政治也发生了同样重大的变化。军事贵族在公元前2千纪的入侵活动中获得的显赫地位,由于商人、工匠和海员阶层的兴起而正在瓦解;旧的部落社会由于铸币的出现而正在被改变;个人的效劳尽忠也正随着市场需要的产生而消失。
- 由经济发展所促成的政治统一同样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无论在意大利、印度,还是在中国,部落酋长、部落议事会和民众大会都正在由王国、继而由帝国所取代。经济的发展促成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这并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后者的建立反过来也促进了前者的发展。这些伟大的跨越欧亚大片陆地的新帝国加强了社会秩序和治安,使陆路和海路的长途贸易得以发展;这些地区性帝国还建立并维护了整个地区的驿道网,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民族性格的形成
所有这些发展引起社会关系、政治组织、生活方式和谋生之道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如此根本而全面的大动乱是使人不安和不适的。它促使人们内省——提出新问题、寻求新答案;促使思想家们重新考虑他们各自的传统,或者将其抛弃,或者使之适应过渡时期的需要。当时引起人们思索的问题有:理想政府的道德基础,社会制度的作用,以及宇宙和生命的起源和目的,等等。
约公元前6世纪前后,整个欧亚大陆到处都在提出、探讨以上这样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古典时代一些伟大的哲学、宗教和社会体系。这些体系的代言人——中国的孔子、印度的佛陀、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家——都是同时代的人,这并非巧合。因为上述地区,都遇上了同样的动乱和挑战,只是各自做出的回答极为不同,从而,各自的发展方向也明显不同。实际上,这些文明的独特的哲学观念和社会制度正是在这一时期里发展起来的,并在以后数世纪中成为它们各自的特征而一直持续到现代。
商业的联结
7世纪时,穆斯林阿拉伯人征服整个中东,随后,又扩张到中亚,给了陆上贸易以巨大打击。在阿拉伯人于751年的怛罗斯战役击败了唐朝军队之后,整个中亚都皈依了伊斯兰教。
在阿拉伯人于751年的怛罗斯战役击败了唐朝军队之后,整个中亚都皈依了伊斯兰教。巨大的伊斯兰帝国此时成了中国和西方之间,以及中国和印度之间的障碍,而不是桥梁。最后,随着陆上道路的关闭,贸易转移到大陆周围正开始由阿拉伯水手和商人控制的海上。直到13世纪蒙古人征服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和黑海的整个欧亚大陆,才有了重新打开陆路,从而为中世纪的马可·波罗及其同行商人扫清道路的可能。
文化的联结
商业联结和文化联结既不是互不关联的,也不是彼此独立的。希腊文化传播整个东方,主要是靠追随亚历山大军队东进的希腊商人。同样,印度佛教传布到中国的过程也可以沿着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了解到。
在古典时代的这些世纪里,欧亚各文明中显著的总体文化模式是,诸地方文化瓦解,被整合进拥有独特语言、宗教和社会制度的新型区域文明。对这些文明来说,交换有形的货物比交流具有不同特点的文化要容易得多。纺织品、香料和各种奢侈品到处可用、悦人心意,而祖先崇拜、种姓等级制度和城邦一超出它们的发源地就成了不合时宜、不受欢迎的东西。因而,在欧亚大陆的这一改组时期,地区间的商业联结通常比文化联结更广泛,更有影响。
不过,文化联结也的确在发展,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如希腊文化就是最突出的一例,它曾从希腊世界向东传播到亚洲,向西传播至欧洲。此外,将近古典时代末期,还兴起了伟大的世界性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和佛教;这些宗教不是要求任何一个团体,而是要求全人类皈依它们。
比希腊文化的影响要持久得多的是基督教和大乘佛教这两大世界性宗教的影响。基督教和大乘佛教于古典时代后期从各自的发源地中东和印度向外扩张;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基督教争取到了整个欧洲,佛教赢得了大部分亚洲。这两大宗教取得成功的原因可从它们共同具有的某些特点中找到。一个特点是,它们都着重于灵魂的拯救,允诺来世可获得永恒的幸福。另一特点是,都坚持平等主义;其团体的大门向所有请求加入的人敞开,不论是男子或妇女、富人或穷人、自由人或奴隶,都一视同仁。最后,都强调很高的道德准则,强调要灵魂得救就必须遵守这些准则;这一要求加上有效的教会组织,使这两大宗教能对虔诚徒众的日常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这些特点在古典时代较后几个世纪里特别吸引人。在那几个世纪里,社会动荡、道德混乱,尤其在大城市,情况更是如此。城市里许许多多人感到无家可归、漂泊无定;对这些人,基督教和大乘佛教提供了安慰、保护和指导。当彼拉多问“真理是什么”、表达出时代的绝望情绪时,宗教给予了回答。因而,最早皈依基督教的都是些地位低贱、无所归依的人,这并非偶然之事。同样,大乘佛教的最大胜利是在中国,在汉朝崩溃之后全国处于混乱阶段、人世间的一些问题似乎找不到解答时取得的。
实际上,基督教和大乘佛教的这些令人满意的特点,正是应时代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在基督教赖以发生的犹太教,或者后来分裂出大乘佛教的原始佛教中,则均没有这些特点。
犹太教
犹太教是约公元前12世纪崇奉耶和华为民族之神的犹太人的地方性宗教。“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你应崇拜上帝而不可敬拜别的神。”这是耶和华《十诫》中的第一条,原意不是说耶和华是世界上唯一的神,而是说,他是以色列子孙的唯一的神。这一时期犹太教徒的信仰与其说是神秘和超俗的,不如说是社会和伦理的。用一位犹太先知的话来说,耶和华对仪式和祭品满不在乎,他关心的只是,人类应该“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为孤儿申冤,为寡妇辨屈”。
但是,从公元前6世纪起,犹太教徒被波斯人和其他统治者的宗教信念所影响,改变了自己的宗教观念。此外,他们也受到了许多居住在巴勒斯坦以外地方的犹太人的影响,后者长期受希腊文化的熏陶,试图用希腊哲学的术语来解释犹太教。因而,犹太教徒逐渐汲取了有关来世的观念——顺从上帝的意志,就可以升入天堂,获得永恒的幸福,反之,将堕入地狱,遭到永久的惩罚。
基督教并没有立刻对分布广泛的各色人群产生吸引力;在耶稣生前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不久,基督教只是一个犹太教派。是保罗使基督教广为传播。保罗生于小亚细亚的塔尔苏斯城,是一位希腊化的犹太人。他大胆地否认耶稣仅仅是犹太教徒的救世主,认为仁爱的上帝差遣他的独子耶稣来人间是为了要他替全体人类赎罪。因此,基督教不再是犹太教的一个教派,而发展成为一个新宗教,一个既为犹太人又为非犹太人信奉的宗教。保罗的做法使基督教从此以后不仅能吸引少数犹太人,而且能吸引整个罗马帝国千百万非犹太人。
因此,尽管这一新宗教遭到官方的持续迫害,但仍壮大起来。公元313年,基督教终于因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公布米兰敕令而得到宽恕,392年,被罗马帝国接受为国教。罗马帝国崩溃后,在600年至800年间,基督教由传教士传布到英格兰和日耳曼诸民族;在800年至1100年间,传布到斯堪的纳维亚和斯拉夫诸民族。以后,随着欧洲的扩张,又由传教士和移民传布到世界各地。
佛教
佛教的发展情况同基督教有点相似,正如第六章中将要提到的,它始于印度人对种姓等级制度和婆罗门祭司阶级的剥削的独特反抗。佛教的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约公元前563——前483年)是贵族出身,因对自己周围见到的种种不幸深感苦恼而舍弃优裕舒适的家庭,去过四处漂泊的苦行者生活。终于在似乎受到天启的刹那间,达到了彻悟的境界,从此被称为佛陀,意即“觉悟者”。
佛教的核心是四大真理:(1)人生是苦的;(2)苦的原因在于欲望;(3)只有消灭一切欲望,才能消灭苦因,断绝苦果;(4)要做到这一切,只有通过“八正道”。“八正道”包括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以涅槃为终极目的。所谓涅槃,意译为“空”“灭”
佛陀并未打算建立一个新宗教,但他死后,弟子们布讲他的教义,并建立了一些开始对佛教起决定性影响的寺院团体。这些团体的理想是通过苦修身心最终达到神秘的涅槃境界。尽管对僧侣们来说,这一点是令人满意的,但它却忽略了俗人们的日常生活所需。因而,与“希那衍那”(小乘佛教)相对立的“摩诃衍那”(大乘佛教)逐渐发展起来。大乘佛教在包容一切这一意义上说,是“大”了,它除了吸纳人们改信大乘以前的某些宗教思想外,还兼容并包了更多前佛教时期的印度思想。它稍微改变了原先偏好默祷的做法,开始采用一些较易于领会、奉行的戒条。于是,只要有信仰,甚至只要有一个不动脑筋、表示信仰的举动,如念叨佛陀的名字,灵魂便可得救。涅槃的含义也改变了,至少对那些境界较浅的信仰者来说,涅槃仅指天国中的来世,而天国是很有可能进入的,只要乐善好施便行。
大乘佛教从强调修道生活、苦行主义和默祷改为注重施舍行为、虔诚信仰和灵魂救赎,所以,对于非印度民族来说,它比小乘佛教更合口味,尽管两者都赢得了印度以外的皈依者。佛教在公元前3世纪时,首先流行于锡兰(今斯里兰卡)和印度西北部的边远地区。公元前1世纪时,传入中亚和中国,先是通过商人,以后又靠印度传教士和最得力的中国皈依者,后者在印度研习佛教,然后回国努力说服同胞信奉佛教。他们取得了很大成功,据说,到公元4世纪末叶,中国西北部90%的居民都信奉佛教,到6世纪时,中国南部的居民也跟着信奉了。接着,佛教又从中国进一步向其他地方传播:公元4世纪时,传入朝鲜;6世纪时,传入日本。在此期间,分裂为大乘和小乘两大教派的佛教还流行于东南亚。像上述这种情况,在以前或以后的任何特定阶段都未发生过,它体现了这一地区历时许多世纪的普遍印度化的一个方面。
佛教取得这些成功后,在许多国家里衰落下来。在中国,约700年时,佛教臻于极盛,但此后受累于内部的腐败和政府的敌视。佛教的兴盛使寺院拥有大量土地和财富,使众多的僧尼脱离国民经济,这一切引起官方的妒恨及随之而来的迫害。据官方记载,841年至855年间,有寺院4600余所和祠庙4万余个被拆毁,有僧尼26万余人被勒令还俗,和寺院奴隶约15万人一起,重新成为纳税户。佛教经过这次打击后,再也没有复兴过,以后,它跟道教和儒教一样,仅仅成为中国信仰诸说融合论者感兴趣的“三教”中的一个。同样,在印度,佛教最终让位于再度盛行的印度教。所以如今,在佛教发源地,实际上已找不到佛教信徒。不过在斯里兰卡和东南亚许多地方,小乘佛教至今仍居支配地位。
在古代文明的数千年中,中东一直是首创精神的中心。正是中东,在那一段时期里对人类做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如发明了农业、冶金术、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和帝国组织等。但是,到了古典时代,中东的优势渐渐消失,只有一个领域除外,那就是宗教。不仅犹太教,而且还有琐罗亚斯德教,都根源于中东。虽然后者如今只有印度的少数帕尔西人信奉,但在波斯帝国处于鼎盛期时,它对中东有过可观影响。
佛教在印度和中国
欧亚大陆的整体化始于古典时代,而起联结作用的,部分是商业,部分是文化。佛教是一个在文化交流中起重要作用的因素。这一点,从一个名叫玄奘的中国僧人的以下经历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于公元629年至645年间访问了印度的许多寺庙。当他在那烂陀寺(Nalanda Monastery)宣布自己决定返回中国时,僧人们的反应是发人深省的。*
那烂陀寺的僧人听到玄奘的决定后,纷纷请求他留下来。他们说:“印度是佛陀的诞生地,虽然他已离开尘世,但他的许多遗迹依然存在。世间还有什么比依次寻访佛陀遗迹,崇拜佛陀、歌颂佛陀更令人愉快的呢?况且,中国是微不足道的野蛮人待的地方,这些野蛮人都鄙视宗教,鄙视[佛教]信仰。这就是佛陀不诞生在那里的缘故。中国人心胸狭隘、冥顽不化,圣人和贤人都不去那里。那里气候寒冷、国家破败,你必须三思而后行啊。”
法师(玄奘)回答说:“佛陀创立教义,是为了将教义传布到所有地方。谁愿意独享佛法?谁愿意忘记那些不曾受到教育的人?再说,在我的祖国,官员穿戴威严,法律人人遵守。皇上公正,臣民忠诚,父母慈爱,子女孝顺,人伦正义深受尊崇,老人贤人备受爱戴。还有,中国人的知识深不可测,他们的智慧不逊鬼神。他们效法上天,知道如何计算七个天体的运行;他们发明了各种工具,确定了一年的四季……如此这般,你们怎能说佛陀没去我国是因为我国无足轻重?”
在古典时代,除了这些宗教及其有关的教派外,中东已不再是创造发明的重要发源地。古典时代时形成并在许多情况下留存至今的新思想和新制度,都是先前欧亚大陆外围区域的产物。
宗教对和平的希望:
佛教
愿代众生,受无量苦;令诸众生,毕竟大乐。
基督教
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犹太教
我们的上帝在天堂。和平之主将会同情和怜悯我们,将会同情和怜悯地球上所有祈求他的同情和怜悯的民族。让我们祈求和平,追求和平。
非洲万物有灵教
万能的上帝啊,您是我们打结时不可或缺的伟大的拇指,您是能劈开大树的咆哮的雷电,您是站在高处能看清地面石块上留下的羚羊脚印的洞察一切的主。您毫不犹豫地对我们的要求作出反应。您是和平的基石。
美洲印第安人
在抽烟的时候,我会邀请我的家人和你我一起分享;现在,我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以感恩的心情来为今天、为世界和平祈祷。我祈祷,不管是在家庭内、在部落里还是在自己的国家中,我们都能为和平祈祷、为和平努力。我为在孕育万物的大地上行走的所有兄弟姐妹祈祷。
希腊——罗马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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