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本书的心得

心中万千感慨，奈何文化水平不高难书其万一

政权对社会精英的吸收渠道对政权的稳定十分重要。

官员仕途，政绩是基础，部门和职位是摇篮。但决定性因素是关系。

党政机关存在一条自下而上的利益输送管道

县委书记就是个土皇帝，纪委对干部的处理绕不过县委书记，纪委充当的县委书记排除异己的工具，。

对于反腐败，当下的腐败是结构性的腐败，运动式反腐往往会沦为排除异己的工具，是将 “政治问题经济化解决”. 为什么说是结构性的腐败呢，那就得从政治家族和派系说起，举个例子，县里的晋升正科干部必然是要通过关系，关系来自于县委，市委的打招呼，一个县里正科级干部的晋升竞争非常激烈，当然找关系和维护关系是要花钱的，涉及经济问题，党内部存在着一条自下而上的利益输送链条。

对于官员犯罪行为，如果党内处理，公检法是没办法的，法律再厉害，也是要下面人执行的，政治家族一般在纪委也有人

原文阅读笔记

冯军旗是作为北大社会学博士身份潜入河南新野作为地方官了解地方政治生态之后写作的论文。

概念和定义

精英政治

• 政治官僚
• 技术官僚

政治精英特征

中国政治有两个特点：一是上下同构，上层和下层的政治有很多的类似性。二是政治的精英性，从古至今，中国一直是“精英治国”，革命无非是新的精英打倒旧的精英。这使得在中国，精英政治和政治精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息息相关。

Lee Hongyung（1991）在对中共政治精英变迁的研究中，提出 1978 年以来，中共政治精英出现了革命干部向党的技术官僚的转变。技术官僚有三个特征：接受过技术教育，从事过专业工作，拥有领导干部职位。

李成认为政治官僚和技术官僚的区分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在中国，一个技术官僚一定是政治技术官僚，他们几乎都是党的官员，一些甚至是组织和宣传部门的领导，因而所有的技术官僚同时也是政治官僚。

政治官僚对于政治体系的管理和稳定至关重要，但他们需要技术官僚来分享权力，需要技术官僚的建议和专业能力，特别在经济领域。

机构、职位与晋升

Chiang Chiahsiung（1990）在对省委第一书记的研究中，发现省委第一书记的仕途受政治形势的影响很大，毛时代的清洗在邓时代基本不再出现。省委第一书记能否进入政治局与省的地位关联很大.

党委经历是干部晋升的重要通道，对干部的晋升具有很强的推力；政府经历效应不如党委经历；军队经历对干部晋升的效应也显著；群团经历在 1980 年代显著，此后逐渐衰弱；企业经历和乡镇经历对干部晋升并无多大助益，虽然乡镇企业对地方经济贡献很大；党龄和教育程度都有助于干部的晋升，具有大学学历的干部晋升较快。

Li Wei & Pye(1992)指出了中国政治体系中秘书群体的普遍存在。

寇健文（2001）通过对 1978—2000 年之间 121 位共青团中央常委的仕途考察，发现七成转业后担任党政干部，五成晋升为副省部级以上高官，从而实证了共青团为干部的摇篮，具有干部输送的组织使命。

政绩与晋升

省级官员的升迁概率与省区 GDP 的增长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省区 GDP 实际增长率越高，省级领导干部升迁的概率越大，而权力中止的概率越低。周黎安等还发现，相对经济绩效也就是任内平均经济绩效和相对于前任的经济绩效对官员的晋升作用更为显著，从而支持了中央运用人事权激励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观点。

财政和税收增长增加了县长的晋升概率，而新任命的县长以及少数民族县长，流动几率相对较小，同时，非正式因素在基层官员仕途中发挥相当作用。

经济绩效对于市长的晋升和流动影响不大，但退休制度的实施缩短了市长的任期，提高了次梯次干部的晋升机会。

关系与晋升

关系在中国政治精英仕途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来看，主要集中于精英政治中的关系的类型，关系运作，关系网的编织和作用等。

进入

中县领导干部获得干部身份主要有三个途径：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军队转业安置，以及各种形式的吸收录用。

初职获得途径

有两个现象比较突出：一是单位系统自繁殖现象，无论好的畜牧站现在每个职工每月只发 300 元生活费，其站长说，现在站里办公室漏雨都无钱维修，为了节省开支，职工基本都不上班。单位和差的单位，系统内部子弟安排都比较普遍。二是关系资源的运作，无论自身人力资本如何，都需要找关系、托门子，以获得工作安排。从这也可以看出，阶层自繁殖是一种基本的本能，而这必然会导致阶层的劣化和腐朽，所以除非有制度设计改变这种自繁殖机制，否则自繁殖会进入路径依赖状态，很难改轨。

单位间流动

顺流：

• 从财政供给来看，行政单位一般是财政全供，事业单位则有财政全供、财政差供以及自收自支等类别。
• 对于干部个体以及社会导向来说，一般是从企业单位往事业单位流动，从事业单位往行政单位流动。
• 从事业单位来说，一般是从自收自支单位往差额供给单位流动，从差额供给单位往全额供给单位流动。
•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一般是从离县城较远的乡镇往较近的乡镇流动，从较近的乡镇往县城流动。

反之为逆流

1994 年至 2002 年，中县实行改革，把人财物权利下放给乡镇，等于是甩包袱，同时给予乡镇发展的自主权。实践证明，这是一次极其失败的改革，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乡镇机关和乡镇事业单位的人员严重超编和膨胀。这是因为乡镇党委书记一般干几年就要调整，所以谁也没有长远打算，不太考虑进人后的负担问题。而且进人本身就是一种利益获得方式。8 年间，我原来所在的西城乡机关人员就从 60 多人膨胀到近 200 人。一位干部讲，当时交给乡里 1 万元就可以上班，进人的随意性很大，不少企业下岗职工都进来了，甚至有一个当时在集镇上卖肉的，后来大家发现也到乡里来上班了。机关膨胀的结果就是工资发不下来，工资全靠收取农业税和农业提留。对于当时的情况，一位干部讲：我们春节后上班，几个月不发工资，就等夏季收取农业税和提留，补发上半年的工资。然后又是几个月不发，等秋季收取农业税后，再补发下半年的工资。好几年都是如此。‛（访谈，2009）这就极其真实地道出了那几年干群矛盾尖锐的原因所在，干部的工资来自于收取农民的农业税，不收取农业税，干部就无法生活，从而进入可怕的官民“生存博弈”。对于干部来说，当然希望多收一些，这样工资和福利就可以多发一些；对于农民来说，当然希望少收一些，因为这关系到口粮问题。当干部和农民都为生存而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也是一个政权最危险的时候。很多干部讲，那几年形势确实严峻，冲突不断，时有流血事件发生，当时农民就缺一个东西：枪，现在想想都后怕。

教师从政

中县县乡干部比较鲜明的一个现象就是教师从政。教师流动到党政机关一般通过调动来实现，而具体的调动过程在中国县乡的现实中可谓形态斑斓，方式多样，但很多都是通过“教而优则仕” 或者写材料起家，其中很多都需要关系资源的运用。

轨 迹

轨迹就是领导干部的政治生涯路径和职业发展模式。

副科级

在中县，提拔为副科级对于一个干部的政治生命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只有被提拔为副科级，才算进入领导干部序列，才是政治意义上的“大小也是个领导”。同时也为以后的提拔奠定了起点和基础。而从档案管理上来看，提拔为副科级以后，干部档案就会从人劳局移到组织部，成为组织部管理的干部。而大量的股级以下的干部，其档案则在人劳局。

从以上这些案例来看，一般是从乡镇干起，然后回到县城。按中县惯例，副科级 52 岁时一刀切，但由于 2003 年以来一直没有调整干部，所以他们都多干了一些时间。从轨迹上看，他们都有长短不一的副科级经历，并在副科级职务上遭遇“天花板效应”，仕途都终止在副科级上。

正科级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九成以上的县领导在成为副科级干部后 5 年内晋升为正科级，平均晋升时间间隔是 2.7 年，并且很多县领导都有破格提拔的经历，跨过了不少隐性台阶。从晋升为正科级时的单位分布来看，接近一半分布在乡镇，说明乡镇作为县里的一级政府，权力资源丰富，是县领导的摇篮。

副处级

副处级①是中县干部四层金字塔结构的第三层。提拔为副处级，不仅需要能力和政绩突出，领导艺术纯熟，还要有雄厚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以及关系人脉。提拔为副处级的领导，是中县政治精英中的精英，一般与省市领导都有条线相牵，需要在省市领导中拥有人脉和资源。而晋升为副处级，就跨入了县领导序列。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在成为正科级领导干部后，有近四成的县领导在 5 年内晋升为副处级干部，七成多的县领导在 10 年晋升为副处，九成多的县领导 15 年内晋升为副处级。他们的平均时间间隔为 7.3 年。

县领导晋升时间间隔统计表

从平均时间间隔来看，从一般干部晋升为副科级，是需要时间最长的，从副科晋升为正科，则是时间间隔最短的，这些领导能成长为县领导，和这个时间间隔短有很大关系。正科到副处，和副处到正处，时间间隔都需要 7 年多。这样，1 名 22 岁毕业的大学生，30 岁成为副科，33 岁成为正科，40 岁成为副处，48 岁成为正处，55 岁成为副厅。所以县乡领导干部基本上到正处级就到头了，极个别的可以成为副厅级，这就是他们的政治生命周期。

政—党螺旋晋升模式

副乡镇长—乡镇党委副书记—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副县长—县委常委—县长—县委书记

这个路径链中，副乡镇长、乡镇长、副县长、县长都是政府系统职位，乡党委副书记、乡镇党委书记、县委常委、县委书记都是党委系统职位。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臧小伟认为，中国党委系统和政府系统的政治精英呈现二元精英路径模式，即党委系统和政府系统选拔领导干部时有不同的标准，政府系统比较强调高学历和专业知识，党委系统则强调较高的政治忠诚。

摇篮

从全县的角度看，中县出产干部比较多的关键机构有：

• 党群口：县委办，组织部，纪委，政法委，宣传部，团县委。
• 政府口：政府办，林业局，教育局，卫生局，农业局。
• 政法口：公检法部门
• 乡镇：重点镇
• 由于公检法部门和垂直部门行业壁垒坚固，和地方干部交流不多，因此不在本节的研究范围之内。同时，县委办和政府办性质职能以及出产干部都有类似的地方，因此放在一块考察。

政绩

1978 年以来，中国党政系统实行了以激励为主的政绩型干部体制，政绩在干部的仕途中起基础性的作用，这也就是常说的“有为才有位”。

凭政绩用干部的导向，一定会带来政绩真伪的问题。而政绩真伪的判断，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一把手” 经济模式没有纠错机制，为了政绩强行上马的项目，最终倒闭，欠债，导致发展过程中损失严重，遵循了“投资越大，赔的越多”的定律。

中县县委书记杨玉琴为了出政绩，盲目上马政绩工程，导致当地农民和政府亏损严重，投资打水漂，五年任期结束，反而晋升为副市长。

杨玉琴晋升后，中县官场流传一个段子，其前两句是：“晴天霹雳一声响，玉琴当上了副市长。咬定青山不放松，书记一定是林庆生。

政绩型干部体制，需要以政治忠诚为基础，需要听话服从，而政绩也是围绕上级中心任务产生的政绩，是需要上级认可的政绩。只有把忠诚和政绩很好的结合，才能有较大的晋升机会，这就是忠诚—政绩激励机制的运行逻辑

政绩工程等假政绩的关键是工作过“左”：运动型经济，命令型经济，不从实际出发，急躁冒进，一刀切，行政干预，瞎指挥、乱折腾，经验和技术缺乏，逼民致富等等。

2002 年之后，鉴于各地血的教训，河南省明确提出，不允许县乡政府直接投资兴办经济实体，而是大力扶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关系

在中国县乡干部的政治生涯特别是晋升中，能力（政绩）、关系、领导推荐、机遇、资历和群众基础是最为重要的几个关键因素，一个干部的成长和晋升往往是这几个因素综合发挥作用的结果，这也是官方话语“德才兼备”的具体表达。在这几个因素，关系在干部的仕途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时候甚至是根本性和基础性的作用。

政治家族

政治家族的谱系可以发现几个特点：

1. 一是不少都是行业内或者系统内繁殖，具有一定的世袭性，比如张泰康曾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其女婿张保彬后来也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张得彬曾任组织部副部长，其内弟高玉溪也任组织部副部长，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
2. 二是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也就是俗称的“县领导”，其子女一般至少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不少还是正科级职务。
3. 三是政治家族子弟具有向核心部门、关键部门聚集的趋向，比如县纪委、组织部，县委办等等。
4. 四是政治家族的大小往往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力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权力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同时，和后代数量也成正比，后代越多，家族内出的干部也越多。

政治家族的形成因素有：

1. 一是政治录用方面的优势，主要是教育和入伍。对于干部家庭子女来说，一般教育条件较好，考上大学的可能性较大，毕业即是干部，还能进入较好的单位工作。通过教育这个媒介实现家族繁殖，这是主要的形成途径。其次是入伍，如果考不上学，还可以参军，然后再从工人身份向干部身份转变，这也是重要的途径。
2. 二是领导干部及其子女形成了一个熟人圈，互相比较了解，同时，很多领导干部为了子女的进步，会不断对县里的主要领导介绍子女的情况，希望能够得到照顾，很多老干部在和我访谈时，很坦诚地谈到这些，而我在组织部长办公室，也几次遇到老干部为自己的子女进步说情。
3. 三是政治培养，在领导干部家庭中，父辈的刻意培养加上潜移默化的熏陶，都会使得他们在政治体系内更快成长.

关系网和关系运作

在中县官场，关系主要有血亲、姻亲、干亲、同乡、同事、同学、战友等等。

关系网的连接方式：喝酒、打牌和送礼

在干部关系网的编织和维持中，礼物以及货币的流动是必不可少的。

关系运作

中县干部的关系运作，都是发生在“有事”的时候，比如谋求晋升、办事，或者看病、孩子上学等等。干部平时编织关系、维持关系，目的就是一旦有事的时候动用关系。

从中县干部的仕途关系运作来看，基本呈现“下推上拉”模式，所谓下推就是群众基础要好，考核要好，单位领导也要推荐自己。所谓上拉就是需要找县以上的领导，来给县里的主要领导打招呼。这种“推拉”运作后，再针对县里的主要领导运作，这样三方运作，多因素合力，才能使得仕途通畅。

拉票网

拉票行为和贿赂选票的行为由于上层不追究已经合理化。

关系模型

关系与规则的双环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内环是现行的干部政策和规章制度，外环则是关系运作，外环围绕内环旋转。

外环套内环。 外环是关系运作，内环是走程序。到走程序的那一步，外面的关系已是必然运作完成，该定的都定了。

纪律

• 经济问题主要包括：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借用公款、挪用公款、非法占有、私设小金库、公款旅游、侵占、违反财经纪律、占用公物等。
• 作风问题主要包括嫖娼、猥亵妇女、不正当两性关系、通奸、鸡奸、看淫秽录像等。
• 政治问题主要包括：弄虚作假、违反计划生育、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安全事故等。

与纪委的道高一尺相比，则是问题干部的魔高一丈。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就是，干部的违法违纪和腐败越来越隐蔽，越来越难以查处。在官场，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办事拿钱，办不成则退钱。一个收钱不办事的官员是最危险的，也是从政之大忌，会被认为人品都有大问题，翻船则是早晚的事。现在，官场有很多隐蔽的腐败心得，比如收钱必须两个人，绝对不能有第三者在场，尽量收熟人的钱等。尽量不拿现金，送银行卡，在礼物中夹带钱和银行卡等。所以，送给的礼物官员们一定会仔细检查，万不会借花献佛，转送了之，这些都是官场常识。现在，官场腐败早已超越送钱收钱的原始阶段，而是兴办各种经济实体，在企业中占股份，或者让亲戚承包工程以及套取国家项目等等，既能挣大钱，又有合法性的外衣。官商一体已经成为县乡干部的重要特征，金钱是政治的母乳，向上升迁的金钱要么来自于自己兴办的实体，要么来自于企业商人的资助。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在现今的县乡官场，是走不远的，这已经成为官场的通例，中县也不例外。

在查处干部的过程中，检察院检察长、纪委书记和县委书记是三个重要的把门人和关口，特别是县委书记，其同意与否对于查处副科级正科级干部举足轻重。因此，与县委书记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关系融洽就成为副科级以上干部的仕途中的关键性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纪检部门成为县委贯彻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工具，成为惩处对县委决策阳奉阴违的异己分子的组织利器。

在县乡过度竞争的仕途格局下，纪检监察制度提供了合法化清除仕途障碍的组织管道。与其他方式相比，收集竞争对手乃至政敌的违法违纪证据，然后密集性大当量地举报，不仅合法，而且可以根本性地摧毁对手，起到定点爆破的效果。在这种背景下，身在仕途之官人，大多谨言慎行，如履薄冰，很多事情黑箱操作，很大的一方面就是怕受人以柄。同时，纪检监察制度也提供了打击异己的组织化管道，现在常见的实践就是政治问题经济化解决，也就是往往通过查处政敌的经济问题来达到打倒其目的，所以，经济问题的根源还是政治问题。在政治运动式反腐的过程中，很多因为政治问题被打倒的干部还有平反的可能，而在现今专门机构反腐的过程中，因为经济问题被打倒的干部基本没有平反的可能，因为古今中外，凡是贪腐问题皆在重大罪行之列，这就使得现在的反腐其实具有更加残酷的一面。而在机构性腐败和制度性腐败越来越显著的今天，如何划清问题干部的界限，如何在问题干部之间进行切割，也就是查到谁就停止，已经成为越来越考量纪检干部政治智慧的大问题。

我曾问一位中县纪委领导，纪委办案最大的问题在哪？他脱口而出：关系网。

纪委成为干部子弟的聚集地，成为干部阶层自繁殖的重要机制和平台，特别是几个县领导的子女，非常扎眼。这种机构的权贵化趋势在县乡的一些核心部门，比如纪委，组织部等部门机构中非常明显，其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严重降低纪委的战斗力。

现在的一个趋势就是，就是一些政治家族和政治势力集团乃至利益集团在纪检部门安置代理人，他们已经从寻求纪检保护伞阶段发展到直接安排人进入的阶段，这样，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就可以在第一时间得知，并积极寻求对策。同时，熟知纪检内部情况的代理人的存在，使得他们更会规避风险，更加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现在，一些被查处官员的亲属在纪检部门工作的例子越来越多，比如，中县 2007 年被省纪委查处的民政局长，其女儿就在中县检察院上班。

经济问题

干部的经济问题以“钱”为中心，本质上是通过权力这一中介而非法的获利。其典型表现就是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公款私用以及各种形式的权钱交易等。

1. 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干部手中掌握的经济资源越来越多，这是基础性的因素。
2. 二，干部的生活方式和应酬。现在中县的县乡主要干部大多穿名牌，著华服，专车出行，生活大多富足。同时应酬广泛，逢年过节，
   红白喜事，开支很大。中县县长在一次参加红白喜事后感叹说，现在的标准都提高到了 500 元，而且平时不来往的，八杆子打不住的也都下请贴，如何吃得消啊？真是“富在深山有人知，穷在闹市无人理”啊。
3. 三，更关键的是，现在干部仕途的每一步晋升，都离不开大量资金的支持，形成了“花钱晋升，晋升后捞钱”的恶性循环，并且形成了越往上晋升筹码越高的态势，这必然为干部的仕途埋下地雷，使得干部的经济问题一查一个准，并且层出不穷。

中国党政机关存在一条自下而上的利益输送管道，也就是官僚体系中的“上贡”体制，官场称之为“打点”。这一体制来自于深厚的中国政治传统，是沿袭下来的封建陋习。中共建制后，特别是毛时代，对之进行了根本性的摧毁。但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一体制不仅死灰复燃，而且愈演愈烈，已经从送实物发展到送金钱，现在更是发展到送银行卡，有价证券等。

纪检部门内部存在问题区隔：那些问题是高压线，触犯必定查处；那些问题是可查可不查，那些问题是肯定不查处，对于具体办案的人员来说，是一清二楚的。

作风问题

作风问题以“性”为中心，在本节中特指不正当的性关系

1978 年以来，中县干部作风问题的演变趋势是：实际发生越来越多，但被查处的越来越少。2005 年以来，中县更是没有一名
干部因为作风问题而被查处。而且从被查处的干部来看，作风问题大部分被作为辅助问题。无论是从党内外来看，作风问题都越来越不是一个问题，甚至，找情人，包二奶已经成为一些干部群体的时尚和风气。

纪检对官员作风问题存在包庇情况

政治问题

主要指在党政机关运行中出现的违法违纪问题。既包括违反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比如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参加法轮功等；也包括履行职责中出现的问题，比如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等。

据计生部门统计，30 年来，中国由于实施计划生育这一政策，取得了少生 4 亿人的巨大成绩。但是，在中国乡村，计划生育的每一步，都充满了血腥和暴力。一部计划生育史，就是一部中国农民的血泪史。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8%AE%A1%E5%88%92%E7%94%9F%E8%82%B2

纪律与干部仕途

党的纪律是干部仕途的清洁剂和防腐剂，党的这把伸向内部的刀子主要是教育和威慑，因此，纪委干部一直认为纪委是保护干部，而不是惩罚干部。

纪委无权提拔你，但却有权不让你提拔。纪委书记也是书记办公会酝酿干部的核心成员之一，这无疑加大了纪委对于干部仕途的影响。

根据中共纪律处分条例，对于党员的的纪律处分包括：

这个统计也说明纪委的内部监督力度和强度过小，这也正是当下反腐败面临的重大困境之一。在干部大面积贪腐的今天，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要形成查办干部的高压态势，当平时喝酒聊天的同事被查办，甚至进入牢狱，这是比任何说教都有效的警戒，也是最为有效的反腐措施。现在的干部腐败盛行，体制性因素是根，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则是表，查处干部力度过小，惩罚力度过弱则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重典治吏，群众监督，这是毛时代留给后人的行之有效的反腐措施。

从以上受到纪律处分的干部的仕途发展来看，干部的纪律处分体现非常明显的公私分明：因公务活动受到的纪律处分明显要比因私人活动受到的纪律处分轻，并且对干部的仕途往往影响不大。

对干部的惩罚，县委书记也是主要的把门者，对于违纪干部的惩处，没有县委书记的同意，是很难实施的。

总结

1978 年以来，中县干部仕途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制度化和例行化。从干部的退休制度开始，学
历规范、年龄规范、任期制、交流制、选拔任用制度、退休制，直至逐步实施的公务员制度、问责
制，等等。可以说，中县干部仕途的进入、晋升、退出和激励惩罚，都已经高度制度化和例行化了。
稳定的政治运行体系有利于制度的累积，制度的累积也会有益于政治体系的稳定和效能，这是一个
互动深化、螺旋上升的过程，对于干部的仕途发展，政治体系的良性运行，都具有重要作用，也是
30 年来基层政治的主线之一。
制度化的目的在于形成规范。但是，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一回事，制度的实施、运行和演化则是
另一个回事，时下发生的正是二者的偏离。其原因是围绕制度的博弈，即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
策”。
从干部制度来看，每一项干部新制度的颁布实施，都会带来干部行为的变化，这实际上是干部
作为理性行动者与制度的多重博弈。多数干部的最大欲求在于晋升，所以围绕晋升展开的博弈是无
所不在，无孔不入的。一个执政党，一定会精心设计其干部的晋升制度，因为这是最强有力的激励
和导向。但一种晋升制度一旦付诸实施，面对的就是无数干部挖空心思寻找对策。可以说，任何周
密的制度设计都难以应对这样的博弈，这也是干部制度不断改革的内在逻辑。而从中县的干部制度
实施看来，越是与干部晋升有关的制度，越是失灵和异化，从而造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性困境和
悖论。
根据政绩来选拔任用干部，本意是能力主义，通过政绩标准来激励干部创造业绩，从而推动一
个地方的发展。实际演化的结果却是假政绩泛滥，形象工程层出不穷，不仅不能促进一个地方的发
展，反而劳民伤财，给地方发展造成很大的损失。而如果不凭政绩，我们几乎无所凭借。

民主推荐的票决制，其本意是改变少数人选拔少数人的弊病，让多数人投票选拔干部，增加民
意基础，增加民主含量，增进选拔任用的合法性。但实际演变的结果却是拉票横行，公关型干部的
兴盛。拉票不仅造成党风政风的恶化，更给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留下不小的财政窟窿，同时也给干部
的仕途和身体埋下隐患。但是，如果不投票民主推荐干部，完全上级任用，那就是少数人选少数人，
就是专权，就会使得干部只对上司负责。显然，无法往回走，只能向前行，那就是扩大投票范围，
但这只会造成拉票的范围更加扩大，投入的费用也更加高昂。这正是基层政治面临的中国式悖论和
困境。

（完结）

感谢 冯军旗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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